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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款还没发完，其他债权人仍可申请参与分配——谢庆标律师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案号：（2022）最高法执监109号

征和律师 发布于 阅读：194 最高法公报案例解读

一、案例检索信息

二、案件基本情况
这起案件的核心，是关于“多个债权人争抢同一笔执行款”时，谁有资格分一杯羹的问题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何杰打赢了官司，法院判决赵某1偿还他1.24亿元，赵某2（赵某1的儿子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为执行这笔钱，湖南郴州中院查封并拍卖了赵某2名下位于深圳的两套房产，拍得近4800万元。

与此同时，某信托公司也有一笔对赵某2的债权（作为连带担保人，涉及2亿多元），并在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执行。虽然信托公司轮候查封了这两套房产，但因郴州中院是首封法院，所以由其主导拍卖。

在拍卖成交后、款项尚未全部发放前（部分已付给银行优先债权人，剩余约1200万元还在法院账户），信托公司于2019年12月22日向郴州中院提交了《参与分配申请书》，希望按比例分得剩余拍卖款。

但郴州中院和湖南高院先后驳回其申请，理由有两个：一是认为信托公司没证明“赵某2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”；二是认为申请时间太晚——法院已在12月16日作出分配决定，信托公司12月22日才申请，已“超过期限”。

信托公司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。最终，最高法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定，明确支持信托公司的参与分配请求。

三、裁判观点通俗解读

这个案子看似技术性强，其实回答了两个普通人甚至企业都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：第一，什么时候还能申请分执行款？第二，申请时要不要自己证明“债务人没钱了”？

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，给出了清晰且具有指导意义的答案：

1. “执行终结”不是房子一卖掉就算完，而是要看钱有没有发完
下级法院认为，2019年12月10日法院已裁定房产归买受人所有，12月16日又作出了分配方案，执行程序就“终结”了，之后再申请参与分配就晚了。

但最高法纠正了这一理解：执行程序包括“变现”和“分配”两个阶段。只要拍卖所得的钱还没全部发放完毕，执行就没有真正结束。本案中，剩余1200多万元一直留在法院账户，因税费争议暂未支付给何杰，说明分配尚未完成。因此，信托公司在12月22日提出申请，完全在“执行终结前”，符合法定时限。

这一观点非常重要——它防止法院“先定方案、后拒他人”，保障了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机会。

2. 申请参与分配时，不需要申请人自己“举证证明债务人资不抵债”
下级法院还以“信托公司查封了其他财产，且主债务人金钰公司还没破产”为由，认为不能认定赵某2“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”，所以不符合参与分配条件。

但最高法明确指出：法律并不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债务人“没钱了”。只要申请人基于合理判断（比如自己案件已被“终本”——即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），认为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就可以提出申请。至于是否真的“资不抵债”，应由执行法院综合所有案件情况来判断，而不是把举证责任全压给申请人。

本案中，信托公司申请执行的案件早在2018年就被裁定“终结本次执行”，说明法院当时已查不到有效财产。加上其查封的都是轮候查封（排在别人后面，基本无法受偿），足以说明赵某2确实缺乏清偿能力。因此，其申请参与分配完全合理。

3. 参与分配制度的本质是“类破产”机制，重在公平而非苛责
最高法在裁定中特别提到，参与分配制度的设计初衷，是在债务人是自然人或非法人组织（如个人、合伙企业）且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，让多个普通债权人按比例受偿，避免“先到先得”的不公平结果。

如果法院机械地要求每个申请人都要拿出“债务人彻底没钱”的铁证，或者把“作出分配方案”等同于“执行终结”，就会架空这一制度，损害后顺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

4. 对“被执行人范围”的理解不能僵化
本案中，何杰一方还辩称：信托公司的主债务人是金钰公司（一家上市公司），赵某2只是担保人，既然金钰公司还存在，就不该对赵某2启动参与分配。

但最高法并未采纳这一观点。因为在何杰的执行案件中，赵某2本身就是被执行人（承担连带责任），法院正在执行他的个人财产（深圳房产）。信托公司作为赵某2的另一债权人，当然有权就赵某2名下的被执行财产申请参与分配，无需考虑金钰公司是否还有资产。

综上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（2022）最高法执监109号裁定明确：只要执行款尚未实际发放完毕，执行程序就未终结，其他债权人仍有权申请参与分配；且申请时无需自行证明债务人“资不抵债”，法院应主动审查整体执行情况，依法保障公平受偿。这一裁判立场，强化了参与分配制度的救济功能，对保护普通债权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