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认定串通投标罪中的主从犯地位及退赃对量刑的影响——谢庆标律师成功案例分享
一、案例检索信息
案件名称：邹某、陈某串通投标一审刑事判决书
审理法院：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
案号：(2018)鄂1124刑初135号
二、案件基本情况
2016年，邹某和陈某共同出资购买了仙桃市水利水电工程安装某公司。在仙桃市泽口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2016年度项目工程第5标段招标过程中，为确保公司顺利中标，两人合谋找到中间人李某帮忙借资质"围标"，并承诺工程中标后支付工程利润的30%作为好处费。
随后，李某通过张某借用了贵州某水利实业某公司、山东某水利建设某公司、福建某泰成建设某公司、福建某梁禹工程某公司及三明某建设某公司等5家公司的资质参与围标。最终，仙桃市水利水电工程安装某公司顺利中标，中标价11138521元。经鉴定，该工程利润为1495855.85元。案发后，该公司向公安机关上缴了全部违法所得。
检察机关以串通投标罪对邹某、陈某提起公诉，并认定邹某为主犯、陈某为从犯。作为邹某的辩护人，我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。
三、辩护观点与法律分析
（一）关于主从犯认定的思考
在本案中，我和另一位辩护人黄竹康律师提出，本案不宜简单区分主从犯，即使区分，也不应认定邹某为主犯。这一观点基于以下事实与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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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犯罪的完整性
串通投标行为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系统性行为。表面上看，邹某发起了围标行为，但实际上整个围标过程涉及招标人、中间人、资质出借方等多个角色，缺一不可。从犯意的形成到行为的实施，李某、张某作为专业资质中介，实际上掌控着围标的核心环节——资质提供和投标操作。四人在犯罪过程中相互依存、相互配合，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。 -
专业中介人员的责任考量
李某、张某是长期从事资质贩卖的专业人员，他们对招投标规则更为熟悉，明知违法却为牟利而积极促成围标行为。相比之下，邹某作为工程企业负责人，主要是为提高中标几率而寻求帮助，其行为动机与专业资质贩子有本质区别。在评价刑事责任时，应当考虑各行为人的专业背景、获利比例与对犯罪实现的贡献程度。 -
司法实践中的责任平衡
在串通投标案件中，往往存在招标人与资质中介人员相互勾结的情况。如果仅因招标人是项目受益方就认定其为主犯，而忽视专业中介人员在犯罪中的关键作用，可能导致责任分配失衡。正如本案中，资质中介李某、张某才是围标操作的专业实施者，他们通过出借资质获利，其行为更具职业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。
（二）量刑情节的综合考量
在辩护过程中，我还着重强调了有利于邹某的量刑情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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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罪认罚的态度
邹某在侦查、起诉、审判各阶段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认罪态度诚恳，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。这种态度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，提高诉讼效率。 -
积极退赃的社会意义
串通投标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市场经济秩序。本案中，仙桃市水利水电工程安装某公司全额退缴了违法所得1495855.85元，这一行为有效地弥补了社会损失，减轻了犯罪后果。对于经济犯罪，退赃退赔是重要的从轻处罚情节，体现了行为人的悔过诚意和对社会秩序的修复。 -
初犯偶犯的人身危险性评估
邹某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，本次犯罪属于特定情境下的偶发行为，与其平时的一贯表现不符。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，还要考虑行为人回归社会的可能性。对于初犯、偶犯且有明显悔罪表现的被告人，应当在量刑上体现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。
（三）案件的司法启示
本案虽未完全采纳关于主从犯认定的辩护意见，但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被告人认罪、退赃等从轻情节，对邹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6万元（已缴纳）。这一判决体现了司法机关在惩治串通投标犯罪时的精细化考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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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招投标领域违法行为的零容忍
随着国家对营商环境的重视，招投标领域的规范治理已成为司法重点。无论主体是谁，只要实施串通投标行为，都将依法受到惩处。 -
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
法院没有机械适用法律，而是在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上，综合考量了各被告人的参与程度、获利情况、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实现了量刑的个别化与精准化。 -
违法所得追缴的示范意义
本案全额追缴违法所得149万余元，彰显了"不让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获利"的基本原则。这一做法对于同类案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——主动退赃不仅能体现悔罪态度，也能在量刑上获得实质性从宽处理。
四、结语
串通投标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损害公平竞争，必须依法惩处。但在具体案件处理中，应当根据各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、主观恶性、危害后果等因素，作出精准的责任认定和量刑裁量。本案提醒工程企业从业者，一定要合法合规参与招投标活动，切莫心存侥幸。同时，一旦涉入此类案件，积极退赃、认罪悔过，是获得从宽处理的重要途径。希望通过本案的分享，能够增强社会对招投标领域法律风险的认识，促进市场环境的清朗有序。